外国校友的牵挂
在20世纪上半叶，哈工大校园里活跃着一批外国学生的身影，他们来自俄罗斯、以色列、波兰等多个国家。这些外国校友们大多在哈尔滨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光，在这里完成了学业，甚至邂逅了美丽的爱情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由于工作的调动和祖国的召唤，这些校友们后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。而如今已成垂暮老人的他们，仍然深深地思念着哈尔滨这个第二故乡和哈工大这个成长的摇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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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丽优雅的尤丽娅·弗拉基米尔诺夫娜·达拉索娃于1928年出生在哈尔滨，家住松花江边的大同街（今道里区新阳路）。1945年，尤丽娅在女子中学毕业后，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里的一所医学专科学校，学习护士和药理专业。就在这之后的一天，爱神悄悄地眷顾了她。
尤丽娅（资料片）
“我的生命是从哈尔滨开始的，我的爱情也是在哈尔滨绽放的，我要感谢哈尔滨，我要亲吻哈尔滨。”那天，尤丽娅和朋友去学校附近的俱乐部（现哈尔滨铁路文化宫）看电影，临行前，妈妈嘱咐她：看完电影，和哥哥一起回家。尤丽娅的哥哥当时是哈工大一年级的学生，也是校排球队运动员。电影散场了，尤丽娅来到南岗体育场（现黑龙江省博物馆对面）找哥哥。
尤丽娅的结婚照（资料片）
回忆时，尤丽娅似乎回到了60多年前：“哥哥正在打排球，让我去买点榛子回来。我一出体育场大门，就看见两个身穿哈工大校服的学生，其中一个正盯着我看。” 尤丽娅心想：看什么看，于是高傲地从他身边走过，可等她回来时却发现那个小伙子还站在原地看她。“那天晚上哥哥回来说，‘达拉索夫让我向你问好。’”过了几天，学校在道里买卖街51号的俱乐部（现哈尔滨音乐厅）举办联欢晚会，哥哥把我叫到二楼，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站在她面前。“我一看，正是在体育场看我的那个大学生。这一次，他的目光一下子打动了我，我的心突然怦怦跳个不停了。”“他叫达拉索夫，哈工大一年级学生，也是校排球队的运动员。”哥哥说。
尤丽娅和达拉索夫就这样开始了交往。“我们经常在哈工大的校园里散步；坐小船到松花江北岸游泳，在沙滩打排球；星期天，他有时约我到南岗文明街他的家里做客……哈尔滨一天天培养了我们的感情。”1952年9月，达拉索夫毕业一个月后，他们在南岗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结婚，在中央大街摄影社拍了结婚照。“那时，我已在哈尔滨铁路医院牙科当护士，达拉索夫在哈工大预科当老师。我们的结婚，有哈尔滨的教堂登记、哈尔滨人民安全委员会证明和苏联政府登记，哈尔滨见证了我的爱情，也给了我非常幸福的婚姻。”和其他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一样，1954年，尤丽娅和丈夫达拉索夫回国参加垦荒建设。后来，她成了药剂师，而她的丈夫则成了工程师。如今，已经80多岁的尤丽娅仍然精力充沛地上班工作，没有人相信她的真实年龄，她开玩笑说：“可能因为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吧。”
校友康斯坦丁·斯·菲夫妇的家庭与哈尔滨有着不解之缘。“我丈夫的爸爸，也就是我的公公，原来是一位神经内科医生。”1920年哈尔滨爆发鼠疫，依据当时中俄两国之间的互助协议，那一年康斯坦丁夫人的公公被派到了哈尔滨，并在这里参加了鼠疫防治工作，帮助治疗了许多中国病人。
康斯坦丁（资料片）
“那场灾难过后，他留在了哈尔滨，并开了一家医院，位于松花江北岸的绿岛疗养院。”可惜1932年松花江的一场大洪水，把这间花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的医院冲垮了。“于是他又来到哈尔滨市中心医院做主治医生。他医术高超，对待病人倾心尽力，当时许多哈尔滨人都找他看病，都知道他的名字——康斯坦丁·斯坦民斯拉夫维奇·菲阿科夫斯基。”1943年，他在哈尔滨离世，永远地留在了第二故乡。
康斯坦丁先生出生在哈尔滨，是1951年哈工大建筑工程系桥梁建筑专业的毕业生。“我丈夫在毕业实习期间，参与了如今道外二十道街松花江大桥的建设，主要担任设计工作。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去了北京，他毕业后也去了，并且担任了北京苏联青年联合会主席。他很有工作和活动能力，当时在北京还挺有影响力的，我们就是在那儿相识并结婚的。”
康斯坦丁夫人1952年的毕业证书（资料片）
康斯坦丁夫人的父亲曾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个很大的书店，1922年来到哈尔滨，后来又到了亚布力，并把很多书都运到了那里。“当时亚布力懂俄语的人比较多，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借书看，看完一本还了之后再借下一本，我们家不经意间就成了个小图书馆。” 康斯坦丁夫人于1933年出生在哈尔滨，1950年考入哈工大东方经济系，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一所中专学校当俄文老师，3个月后就被北京重型工业部调去做翻译，直到1954年7月回国，一共在北京工作了1年零11个月。“可以这样说，哈尔滨的水土养育了我们，我们也为她做出了努力、做出了贡献，留下了我们的痕迹。”
20世纪上半叶，在哈尔滨生活着两万多犹太人，几十年后，他们中有的已经故去，有的已成为垂暮老人，但这些在哈尔滨出生或生活过的犹太人即使回到以色列或移民他国，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仍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的故乡。
每年的12月，他们都要举行一次聚会，共同追忆在中国、在哈尔滨生活的美好时光。从1953年开始，他们每一两个月出版一期《原居中国犹太人会刊》，一直坚持至今。而哈工大校友、建筑师阿维也对哈尔滨有着浓浓的思念。
1939年，阿维出生在哈尔滨，并于1953年进入哈工大建筑系学习，1958年毕业。当时哈工大的教授大多是俄罗斯人，阿维家的邻居是中国人。“我常常到邻居家里玩，他们总是请我吃饭，热情的程度让我不好意思拒绝。”阿维在哈工大学习了俄语、英语和中文，因此回到以色列后基本没有语言障碍。“我很顺利地选择了建筑师的工作，现在希伯来大学校园里的一些建筑就是我设计的。可以说，是哈尔滨给了我日后生存能力，哈工大是我成长的摇篮！”
“我爷爷是为修中东铁路来中国的，先在满洲里车站工作，1921年全家搬到穆棱。1936年我在穆棱出生，那里的一号井子、二号井子、三号井子都是我熟悉的地方。”米哈伊尔洛维奇小时候的玩伴大多是中国小朋友，他们在一起抽冰尜、踢毽子，比谁的冰尜转得时间长，谁的毽子踢得次数多。“每天一到晚上，外面就会有喊声：‘别佳，别佳’，这是小朋友又在叫我出去玩。一般我会立刻冲出去，但有时妈妈也会喊我回来做一些家里的事情，我总是很不情愿。到今天，六七十年过去了，‘别佳’的喊声还经常在我耳边响起。”
米哈伊尔洛维奇1952年的毕业照（资料片）
1949年，米哈伊尔洛维奇考入了哈工大东方经济系，除了要学习经济课之外，还要学习中文。如此一来，米哈伊尔洛维奇小时候和中国小伙伴的疯玩起了很大的作用。“很多中国话我都会说，只是不会写，这比其他大学生要优越得多。当时在中国的许多苏联专家都不会说汉语，交流起来十分困难，这使我更加努力地学习，到毕业时中文已讲得比较流利。”在哈工大毕业后，米哈伊尔洛维奇被分配到沈阳中国东北兵工装备大学当老师，还兼作沈阳苏中友好协会翻译。
交谈中，米哈伊尔洛维奇学起小时候踢毽子的游戏（王晓敏 摄）
1954年回国后，米哈伊尔洛维奇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回到哈尔滨。没想到这个愿望在36年后才得以实现。“1989年，西伯利亚一家公司邀请我给他们当翻译，由于很长时间没说中文，都快忘记怎么说了。可谁知一到哈尔滨，许多中国话我又都想起来了！这一次在哈尔滨待了15天，尽管我的发音不准，但能听懂了。”之后的1990年哈工大70周年校庆、2000年80周年校庆，米哈伊尔洛维奇都和妻子一道回到家乡哈尔滨。对他们来说，家乡的味道永远保存在心里，那是一种历久弥新的香醇。
谢尔盖的父母都是牙科大夫，20世纪20年代来到哈尔滨，在南岗区士课街6号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诊所。1930年3月谢尔盖就出生在这里，他在哈尔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谢尔盖接受采访（资料片）
1946年，谢尔盖考入哈工大机械制造专业学习。“这期间有两件事情我最得意，一个是我以教师的身份，利用业余时间在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教授俄语课，从1948年到1952年，我一共教了10个班级的中国学生。那时候我自己虽然是个大学生，但我很喜欢当老师的感觉。另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期间，认识了我的夫人，然后于1951年2月和她在尼古拉教堂结婚。”提起这段美满的婚姻，谢尔盖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：“我们的恋爱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她当时在哈尔滨铁路机务段办公室工作。我们出去玩的时候，我经常请她吃小饭店，那里的滑熘里脊、肉炒木耳，简直太好吃了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追了她两年，又是去亚细亚、马迭尔看电影，又是松花江北岸划船，她才同意嫁给我。”
谢尔盖和夫人在哈尔滨喜结良缘后的第二年，他大学毕业了，被分配到哈尔滨轴承厂，一年后又调到了位于道里区的巴夫基若夫苏联侨民会工厂。1954年夫妻二人双双回国。
谢尔盖当年的结婚照（资料片）
1977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要筹建国立大学，正在有色金属建筑安装公司当总工程师的谢尔盖被调到了这里，从此他又开始了自己喜欢的教师工作。1988年和1989年谢尔盖曾两次回到母校哈工大。1993年他从副校长的位置退休后，开始从事中俄学校之间的校际交流工作。在此期间，谢尔盖到过中国许多城市，认识了许多人。现在的哈工大、黑龙江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等学校和俄罗斯一些大学的学术交流、留学生互派等许多活动中都包含着谢尔盖的努力。“哈尔滨给了我太多的东西，我的家庭幸福和工作成就应该说都与哈尔滨有关，生命里有了哈尔滨的元素，我感到很幸福。”谢尔盖说。